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《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》（以下称《决定》），将于2005年5月1日正式施行。
　　我国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。陪审制度由此成为我国的宪法原则。不幸的是，经受“文革”影响，陪审制度出现了严重萎缩。由于1982年宪法并没有规定陪审制度，使得陪审制度也从宪法原则地位降为诉讼法原则，昔日的风光不再。而今，《决定》对人民陪审员的任职资格、条件、产生方式、参与审判的权利义务等所作的明确立法规定，再一次唤起了人们对陪审制度的渴望和期待。
　　就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而言，人民陪审员以个人身份与法官共同参与审判、共同享受审判权力，即既认定事实，又适用法律。其实质是：通过人民陪审员制度实现司法的实体正义，即判决结果的正当化。立法者认为，只有注重审判的“唯结果论”——即侧重追求司法的实体公正——才能达致司法的真正正义，这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衍生出来的“轻程序，重实体”观念是分不开的。而西方的陪审团制度则是通过陪审团整体参与审判的部分过程——事实审查过程，以达到对审判权的约制，实现司法的正当化。简言之，就是将审判过程分化为事实审查和法律适用两部分，并由陪审团承担事实审查过程，同时排斥法官的干扰，通过保证这种程序分解式的正义的实现来确保法官公正审判，从而实现司法的公正。这也与西方法律文化“公正和程序是法治的基础，法律正义唯有通过公正的程序才能实现”的观念有着密切关系。西人云：“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，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”，说的正是通过程序的正义来实现判决结果的正当性，最终获得社会对司法的认同和尊重。由此可见，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采用的路径依赖是，人民陪审员全程参与审判——与法官同审同权——实现司法的实体正义，与西方陪审团制度“陪审团参与部分审判——分解审判程序，仅负责案件的事实审查权——通过程序正义的实现达到司法的实体正义”路径有着天壤之别，前者侧重直接实现实体正义，而后者通过程序正义间接实现实体正义。（王水明）